国学数典上一条帖子。讨论钱穆与张舜徽的高下。
这位自称通读过张舜徽所有著作的帖主觉得“貌似博通而一无所长”。“食古不化”。“只是重复一些简单论述,没有成系统而独到的见解”。远不及钱穆向歆父子年谱那样“创造性建树”。
这是一种好高骛远的看法。很是要不得。如果清人文集别录没有什么创造性。哪向歆父子年谱更无创造性可言。年谱很精湛。影响力也颇大。我很怀疑这位是否确然看过。这本书完全是传统的基于汉书的考据。谈不上半点创造性建树。汉书人人会读。方法各异。宾四先生自豪的也正在于此。而不是什么创造性。张舜徽没什么创造性。那余季豫自然也是。
下达于事。方能上达于理。理存诸事。何谓创造性工作?很多人就是看不起这种细微考证。觉得琐碎。一味强调什么创造性。养新录、读书杂志、日知录。哪个不是琐碎的东西?张舜徽先生一直强调四部合证。经史子集作一类读。不可心存类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还两点就是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静安的“二重证据”。我觉得。这三条学人必须要好好体会的。现在学科细分。关于研究方法和理论已然相当成熟。所要的就是做好琐碎的考证。往往能小处见大。姜亮夫先生曾根据敦煌某张卷子上的一点胭脂。考证吴彩鸾韵书。
同是研究中古文学。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和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就极精湛。前者以史来合证研究文学。颇宗陈寅恪先生。后者以文献辑佚为基础。具章黄余绪。这种研究就比较可靠。而脱离历史与文本环境的文学研究就有点纸上谈兵了。这就是四部作一类读。
如果清人文集别录没什么创造性。那宋诗选注岂非更如此。恰恰是自钱锺书后宋诗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祝尚书先生的宋人别集叙录与宋人总集叙录是非常好的一个突破。为后来人的研究开创个很好的条件。目录文献校勘。张舜徽先生强调不可分科。统称为校雠。是很有见地的。而祝先生的这两本恰恰是上承清人文集别录。为研究者扫清文献上的障碍。希望将来有人做出其他断代文集的部分。这是非常有开创性的事情。
对比中日的情况。更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清代选学兴盛。自黄季刚、高步瀛、骆鸿凯之后。已渐消沉。虽有曹道衡、沈玉成、周勋初等人。但式微是有目共睹的。以至附庸中古文学。很大程度上就是文献上的不重视。放弃“征实”去一味“课虚”。反观日本。斯波先生倡导编撰文选索引。看上去这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完全机械性的工作。恰恰是因为文选索引的编撰引导了对文选各种文献的整理。日本文选学的研究得以细致全面的发展。而国内近十多年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论著(文)。去年北上燕园时。与一位长者谈论起这个。提到傅刚的文选版本研究。傅是曹道衡先生的弟子。我说这本论著应该叫文选版本综述。他没有做什么研究性的工作。对于文选版本的研究。我始终认为。应该走斯波先生那条路。以诸版文献对校为主。这样作出的判断才能准确。尽管由于某些原因。斯波的个别结论不那么可靠。但总体方法没有错。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才能让人信服。
不要看不起这种细致的工作。开创性的东西就是基于琐碎的研究。老老实实一步步走才行。读宾四先生的著作要多理解一点学习方法。这是终身受益的东西。而非什么创见。这就是为什么并不因为疑古派某些论点的错误而影响疑古思想的伟大。读前人著作。不要做买椟还珠的事。入宝山而空回。实际上宾四先生文人气太重。这很是影响了他的观点及限制了他的成就。我们在读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素来不喜欢与人论坛交流。况且这种问题毫无讨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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