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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午收到这份简报，关于此次西汉竹书的情况通报，扫描后OCR了出来。原文共8页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
总第1期
2009年10月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入藏以来工作纪要

北京大学于2009年初接受捐赠，获得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这批竹简于1月11日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博物馆随即准备好专门的文物库房以存放竹简，并采取了严密的安保措施。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副书记吴志攀、副校长张国有、林建华等校领导，以及社科部程郁缀部长等，随即到库房视察指导。学校领导决定由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负责竹简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具体由历史系朱凤瀚教授主持竹简的整理，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教研室胡东波副教授负责竹简的文物保护。随后我们邀请简牍保护专家对竹简进行了大致清点，并针对竹简的保存状况制定了保护方案。同时，我们对竹简入藏时的状态也进行拍照，以保存第一手资料。

寒假之后，为了抓住天气转暖之前的短暂时间，尽快完成对竹简的科学清理，获得高质量的图像资料和竹简的各项第一手数据，竹简保护和整理小组决定在3月中旬启动对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为筹备这项工作，我们克服了人员、经费、设备、场地方面的种种困难，学校和社科部领导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3月13日至30日，在朱凤瀚教授主持下，完成了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胡东波副教授负责在此期间竹简的科技保护和采样。历史系博士后韩巍和博士生陈侃理负责现场的组织协调及后勤保障。考古文博学院和历史系的部分研究生承担了辅助工作及竹简数据登记等任务。

这批竹简入藏时，其原始状态已遭破坏，竹简本来的排列顺序已完全被打乱。所幸这批竹简保存质量较好，清理工作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且无需经过脱色处理即可直接拍照。拍照后的竹简用玻璃片捆绑加固，按拍照顺序编号并附加号码签牌。对全部有字简和无字简(包括残断无字简)，都给以编号，共编号3346个。我们邀请长沙简牍博物馆宋少华研究员，带领该馆汪力工、金平、胡冬成三位经验丰富的简牍保护专家，承担竹简的清理工作。他们的高超技术，保证了竹简文物的安全完好和字迹的完整清晰。在清理竹简的同时，还对残留的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等进行了科学的采集和保存，以供取样检测。

竹简拍照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上海龙樱彩色制版有限公司承担，公司副总经理蔡志荣负责，上海古籍出版社吴旭民主任也亲临现场协调工作。我们采用超高像素数码摄影，以获得高清晰度的数码照片。拍照后印制出的照片样本，图像极为清晰，色彩逼真，为今后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竹简拍照完毕捆绑加固后，由部分研究生对其简长、简宽、契口、编绳位置等数据进行测量登记，并记录简单的释文，以便将来核对。然后分别放入专门的容器中，用纯净水浸泡保存。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批汉简的内涵极为丰富，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时刻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我们逐渐确定这批汉简的内容为各种古代典籍，而非以往常见的律令、文书档案和遣策，故可称为“西汉竹书”，其学术价值非同寻常。

这一阶段，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博物馆司宋新潮司长、罗静副司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张东刚副司长等各部门领导曾到工作现场视察。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曹锦炎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胡平生研究员、刘绍刚研究员，湖南大学陈松长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刘乐贤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马怡研究员，文物出版社蔡敏编审等专家学者也先后到现场参观指导。

掌握汉简的图像和数据资料之后，汉简文字内容的释读和整理工作随即展开。白4月中旬至5月底，由朱凤瀚教授主持，韩巍、陈侃理参加，完成了对竹简内容的初步分类和分篇工作。分类工作首先根据竹简的长度、形制、文字书体，然后参考文字内容等因素进行，同时还对部分残断竹简进行了缀合、编连。本阶段工作完成后，我们对这批汉简的内涵和性质有了初步的整体把握，确定这批汉简包含六大门类、近20种古书，为进一步的释读、整理奠定了基础。

6月8日，学校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由朱凤瀚教授任所长，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任副所长。“出土文献研究所”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考古文博学院共同组建的科研虚体，吸收了我校历史、考古、中文等院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方面的一批专家。从此，有关这批汉简的各项工作均在“出土文献研究所”的架构下展开，在机构、经费、人员等方面有了更切实的保障。同时，我校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的科研力量和学科优势也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和加强。

从6月份开始，汉筒的分类释读工作按部就班的展开。我们首先选择这批汉简中内容比较重要的《老子》、《苍颉篇》等文献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由朱凤瀚教授负责《苍颉篇》，赵化成教授负责《赵正(政)书》，中古史中心阎步克教授负责《周驯(训)》、韩巍讲师负责《老子》，中文系李零教授负责《日书》等数术文献(陈侃理博士协助)。至10月初，《老子》、《苍颉篇》、《周训》、《赵正书》的初步释文已经完成，《日书》等数术类文献的整理亦有相当进展。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情况简介

西汉竹书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时，是按照长度放置于大小不同的九个塑料容器中，并经过防腐剂溶液浸泡。还有少量红、黑色漆器残片和竹制算筹，与竹简混杂在一起。竹简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己不得而知，次序完全被打乱，只能按照起取、拍照顺序给予编号。经过整理清点，共编号3346个(含完整简、残断简)，其中完整简1600余枚。估计经过进一步拼缀复原，完整简应在2300枚以上。在目前已知的西汉时期典籍类简中，是数量最大的一批。

多数竹简保存情况良好，表面一般呈黄褐色，少数呈暗褐色，质地硬实，字迹清晰，墨色厚重黑亮。《日书》等竹简上有红色界栏、图画和文字，颜色鲜艳如新。多数竹简均有契口和明显的编绳痕迹，在个别竹简上还附着有小段编绳及丝织品。文字绝大多数书写于竹黄一面，仅有一些篇题书写于竹青一面的上端(将竹青皮刮去后书写)。文字抄写工整，行款整齐，书法精善。其保存质量之佳，在现有出土战国秦汉简牍中为首屈一指。

这批竹简按照长度，可分为长、中、短三种规格，简头端均修治平齐。长简约长46厘米，相当于汉尺二尺，三道编绳，内容为《日书》等选择类数术文献。中简长30一32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三寸至四寸，三道编绳，内容为各种古代典籍。短简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两道编绳，内容为医药类古籍。短简为先抄写、后编连，无契口，残留的编绳覆盖于部分文字之上，这种情况以往仅见于文书类简，在书籍类简中甚为罕见。

关于此批竹简的抄写年代，目前有以下一些证据。在一枚属数术类古书的竹简上发现有“孝景元年”年号，可见其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汉武帝；而全部竹简中未见其他西汉年号。从简文书体看来，不同文献虽似略有早晚之别，但整体风格已接近成熟的汉隶，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中近于秦隶的西汉早期隶书有一定差距。但其中最为成熟的隶书与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相比，仍略显古朴。再结合对竹书内容的初步分析，推测此批竹简的抄写年代应当大致在汉武帝时期，多数可能在武帝后期。

经过前一阶段的整理，这批汉简的性质和内容已基本得到确认。全部竹简都属于古代书籍，不见簿籍、律令、公文等官府文书，也不见遣策、书信等私人文书。其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古籍。现分类简述于下：

(一)六艺类

《汉志》的“六艺略”著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六经”及其注释，“小学”(文字、训诂)类附属于后，另外史书类附属于《春秋》类之下。

北大汉简中可归入“六艺”类的，首先是文字学著作《苍颉篇》。《苍颉篇》为秦代丞相李斯所编的小学识字之书，以秦篆写成。西汉时“闾里书师”将之与另两种秦代小学书籍《爰历》、《博学》合一，仍称《苍颉篇》。此书约在南宋以后即亡佚。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及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先后出土过几批汉简《苍颉篇》，但均为零星残简，无法复原完整的篇章。双古堆简保存字数最多，也仅有541字。北大简本《苍颉篇》现存70余枚竹简，保存完整字约1230个，且绝大多数字迹清晰，是迄今所知存字最多的古本。其篇章结构与汉代“闾里书师”断六十字为一章的改编本不同，更接近秦代原本的面貌。特别是其分章方法、每章标题的写法、各章字数多少，均为千余年来世人所未知。由北大简本《苍颉篇》联系以往发现的简牍本和辑佚本，将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这一秦汉小学经典的原貌，推动先秦、秦汉文字学的研究。

其次是史书《赵正(政)书》，现存竹简50余枚，近1500字。书中围绕秦始皇之死和秦朝灭亡，记述了秦始皇(简文称之为“秦王赵正(政)”)、李斯、胡亥、子婴等人物的言论活动，其成书年代应在西汉早期。书中的部分段落见于《史记》的《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但又不尽相同，很可能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的资料之一，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二)诸子类

北大汉简中的诸子类著作首推《老子》。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与北大简本相比，郭店本和马王堆本虽然年代较早，但都有缺憾。郭店本的内容仅为今本的五分之二。马王堆本虽是全本，但残破较甚，在甲、乙两本可互为补充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残缺的文句。北大简本《老子》经拼缀后共有完整简218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阙文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几可称为“完璧”。其中还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上经”相当于今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今本《道经》，这种命名方式在《老子》古本中是首次发现。另外，北大简本《老子》每章之前均有分章符号，其章节划分与传世本有所不同，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最为齐备的资料。文字内容与传世本及郭店、马王堆本相比，也多有不同之处。

因此，北大简本《老子》，在《老子》一书的文献整理、校勘上具有极高价值，一些历代学者争论不绝的疑难问题可能由此得到解决。这一发现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本、秦代至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本与传世各种《老子》版本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老子》一书形成、发展、定型的过程。

其次有篇题为《周驯(训)》的古佚书，现存竹简200余枚，近4800字。全书采用“周昭文公”以历史典故训导“[1](恭)太子”的形式，记载了上至远古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若干重要史事，并论述治国为君之道，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这篇文献应该就是早己亡佚的《汉志》诸子类“道家”之下著录的“《周训》十四篇”。

其三是篇题为《妄稽》的古佚书，现存竹简110余枚，近3000字，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应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属于《汉志》“诸子”十家之中的“小说家”。以往出土简帛文献仅见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一短篇志怪故事。北大汉简《妄稽》篇让我们看到西汉时期已存在篇幅较长、文学性和故事性较强的世俗题材小说，这将改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关篇章。

另外还有数十枚竹简，从内容和体裁看，也属于诸子类的古书。其中有部分内容见于《韩诗外传》、《晏子春秋》、《说苑》等文献，但并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内容则为前所未见。可惜这些竹简多有残缺，无法复原完整的篇章。

(三)诗赋类
北大汉简中还发现另一篇文学作品，现存竹简50余枚，约1200余字。通篇采取“魂”与“魄子”对话的形式，其构思奇特、气势恢宏、词藻丰富、铺陈排比，文体应属于汉赋，似可暂题为《魂魄赋》。经对比发现，其体裁和部分文句与文景时期大文豪枚乘的代表作《七发》相似，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可能是同时代人的作品或后人模拟之作。在以往出土战国秦汉简帛资料中，诗赋类作品仅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和敦煌汉简《风雨诗》等少量发现。《唐勒》属于“赋’’体，被认为是战国晚期宋玉的作品，但残断较甚，难以复原全貌。北大汉简《魂魄赋》，是己知出土简帛文献中年代最早、篇幅最长、保存最为完整、文学水平最高的汉赋，对于研究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史极有价值。

(四)兵书类
有十余枚竹简内容与银雀山汉简中的《地典》相似，属于《汉志》“兵书略”之下的“兵阴阳”家，是古代兵学与数术之学相结合的产物。

(五)数术类
北大汉简中的数术类文献极为丰富。长度达46厘米左右的长简包含三种不同的时日选择类文献，篇题分别为《日书》、《日忌》、《日约》，现存竹简近1300枚，估计缀合之后完整简应接近700枚。其中《日忌》和《日约》的篇题和内容均为首次发现。《日书》内涵丰富，以往出土秦汉《日书》中的大多数内容均可在其中找到，但也有不少图示与文字内容为前所未见。中等长度简也包含多种数术文献，其中保存篇题的有：《椹(堪)舆》，内容近似《日书》类，与后世“看风水”的堪舆家不同；《六博》，是利用博局进行占卜之书，与尹湾汉牍《博局占》类似，但详细得多；《雨书》，内容为风雨气象占候；《荆决》，是一种类似筮占的运用算筹进行占I-的古书；《节》，是讲述四时节令的类似《月令》的古书；此外还有类似《刑德》的部分内容。这些篇题和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

北大汉简中的《日书》类文献，是已知出土《日书》类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其内容极为丰富，将大大推进对《日书》等选择类数术文献的认识。北大汉筒中的其他数术类古书也大多属于全新的发现，对于深入了解古代数术之学，以及相关的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极为重要。

(六)方技类
北大汉简中长23厘米左右(即汉尺一尺)的短简全部为治疗各种疾病的古医方，属于《汉志》“方技略”之下的“经方”类。现存竹简700余枚，其中完整简530余枚。每一个医方均独立为一章，前有分章号“.”和数字编号，现存最大编号为“百八十七”。在正文之前还有一卷单独成编的“目录”，只记编号和医方名。其内容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包括病名、症状、用药种类、数量、炮制方法、服药方法和禁忌。这些医方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有密切关系，某些内容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五十二病方》的“五十二”是指病方的大类，每一类下包含多个单方，而北大医简的编号均是指单独的医方。尽管北大医简单方的总数量不如《五十二病方》多(后者保存单方283个)，但有很多内容为后者所无，或者可对后者残缺的部分加以补充。尤为重要的是，在少数单方的章末简正面下部，有“秦氏方”、“泠游方”、“翁壹方”等篇题，这些人名应该都是古代名医，其中的“秦氏”或即战国名医扁鹊(秦越人)。这些篇题显示，北大医简可能是由当时流传的名医验方中摘编而成。

北大汉简中的古医书，是马王堆简帛古医书之后最为丰富的一批出土医学文献，再次证明了中华传统医学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北大简本古医书与马王堆医书的比较、综合研究，将把中国早期医学文献和医学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除以上所论之外，北大汉简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北大汉简中没有发现儒家经典，而道家和数术、方技类文献则占有相当大比重。这一点与马王堆帛书比较接近，对于认识西汉中期以前南方地区的文化氛围和学术风气极有启发意义。

二、以往发现的汉代简牍，其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汉早期和晚期，西汉中期即武帝至宣帝时期的简牍发现较少，而这一时期正是隶书走向成熟定型的阶段。北大汉简恰好弥补了这一年代上的缺环，对于研究隶书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三、北大汉简书法之精彩在出土简牍中极为罕见。据初步观察，有多种不同的书风(即由多位不同的书手抄写)，或古朴，或飘逸，或刚劲，或凝重，各具特色，都堪称汉代隶书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四、这批竹简数量庞大，保存质量极佳，为研究古代简牍书册的用材、修治、编连、尺寸、篇题、标点符号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以上仅是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得出的初步认识，随着整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展开，相信还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可以肯定，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是继上世纪发现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出土典籍宝库。对于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学史、医学史、书法艺术史、历史文献学、文字学、简牍书籍制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它的面世，为中华民族增添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必将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保存状况及保护措施

这批汉代竹简入藏后，根据以往我国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简要介绍如下：

1．入藏时基本状况
汉简入藏时，竹简处于饱水状态，已经过初步清洗，洗掉了大部分的泥土，并且已打开混合放置在九个塑料容器中，有极少量编绳残留。原持有者为了防腐，将其浸泡在乙二醛溶液当中，溶液具体浓度不详。

可能是乙二醛的作用，汉简竹子表面颜色变浅，接近竹子本色。以单个个体计算，保存状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简体保持完整的约占整个竹简量的50％，简体柔软，边角锐利，没有明显的烂角、分劈现象；残损20％以下的约占总量的20％，部分简存在烂角，少量出现一端有分劈现象；残损较为严重的(长度不足80％)约占30％，多存在烂角、分劈现象，许多长度不足4-5厘米。

汉简字迹基本保持完好，极少量字由于简体糟朽出现缺损。部分红色颜料有些浮动，可能与颜料层较厚，颜料胶结物失去作用有关。

2．清洗与固定
为了便于整理和以后进一步保护工作的需要，请简牍博物馆有关专家使用纯净水对竹简进行清洗。拍照以后，根据竹简保存情况，用玻璃片双面或单面捆绑固定，并附加编号签牌。

3．浸泡保存
根据以往我国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特别是长沙走马楼竹简保护工作的经验，在脱水保护工作之前，仍采取浸水保存。同时，纯净水浸泡，可以帮助脱去原持有者使用的乙二醛，为下一步脱水保护提供方便。

竹简避光保存，器具经过消毒灭菌，再将竹简浸入纯净水中，配合使用低浓度季铵盐类防腐剂。工作人员定期检查和更换保存液。浸水竹简保存的库房环境保持在20″C，并且以窗帘遮光。

4．安全管理
竹简存放库房有24小时监控录像，所有进出库房的工作和研究人员采取实名登记，并记录出入时间。为了防止竹简保存液受到污染，所有进入人员在查看竹简时均戴口罩。

5．下一步保护措施——脱水保护
在汉简释读编缀之后，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制定保护脱水方案，进行脱水保护。

注：
[1]上龍下井